今年5月，在日本东京，中国总理温家宝与中日文化界知名人士座谈时，柳田家族的第四代传人柳田泰山对总理说：“我的父亲说中国是父辈之国，要对他孝顺就要向中国学习，鼓励我学习中国的书法，为日中文化交流作贡献。我永远不会忘记父亲的临终遗言。”总理回应道：“文化是灵魂的交流，而文字是传统文化的重要工具。文字的交流、书法的交流，也是思想的交流，它传达和平的理念，共同促进着中日友好交往。”

11月3日，“日本书法家柳田泰山书法展”将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举行。日前，柳田泰山和日本泰书会成员一行三人在京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，畅谈了柳田家族的书法情缘、柳田泰山的书法研习以及与中国的深厚情谊。

柳田家族四代书法缘

在日本的江户时期，毛笔是较为普遍的书写工具，“书法”的概念还没有真正形成。江户末期到明治时代中期，柳田泰山的曾祖父柳田正斋是日本较为活跃的儒学者，他在自己创办的私塾中教授中国的儒学经典，虽然离不开毛笔书写，但和多数人一样，并没有在主观意识上认为那是一种艺术。柳田正斋的作品现存不多，只有几首诗存世，其作品中常钤“半踏古”印，能看出他对儒家思想的一些吸收和体会。

其后，柳田泰麓子承父业，继续在日本教授儒学。由于私塾的发展和授课的需要，他开始将一些经典教义书写成文字展示给学生，久而久之，逐渐注重起文字书写本身的精神传达作用，并广泛涉猎篆、隶、草、行、楷等各种书体，后来的柳田泰麓便以书法家闻名。严格意义上说，柳田泰麓是家族书道的开创者。

将书法作为艺术推向专业高峰的是柳田泰云，他是柳田泰麓之子、柳田泰山之父。一方面他继承了上一代的事业，并在儒学的基础上进一步引入了中国的老庄哲学;另一方面他从青年时期便开始通过书法与中国进行交流，从文化精神的高度开始了书法艺术的研习与传播。作为日本杰出的书法家，他25岁时即获得日本书道史上第一个“文部大臣赏”。基于对中国文化的热爱，中日邦交正常化后，柳田泰云还成为推动中日友谊的积极参与者，他不仅潜心研究中国书法并在日本大力推广，还多次到中国举办书展。在去世前，他书写的“国泰民安”四个楷书大字还被刻在了山东泰山的玉皇顶上。

在日本，歌舞伎、能和花道等艺能皆是靠父子或师徒相传而得以延续的，书法作为艺能界的一个门类也是如此。儿时的耳濡目染，加上勤奋的练习，父辈的职业也逐渐变成下一代的终身职业。柳田家族从泰麓开始便以书法家立身。

第四代柳田泰山出生于战后日本的和平年代，家庭富足，如其所言，自己不仅没有经历过前辈们的苦难，而且书法经历也不像前辈们那么“顺其自然”。1981年“柳田家族四代展”举办时，柳田泰云曾表示，严格意义上这样的展览应该叫“三代半展”，意指时年31岁的柳田泰山尚未成熟。

“书写经文让我变得沉静”

年过花甲的柳田泰山回忆自己年轻时的经历时，用“叛逆”二字来形容，即他虽然敬畏父亲，但绝不会言听计从。记者提及他从10岁开始多次在书法竞赛中获得“内阁总理大臣奖”，他笑称：“现在看来，当年比我写得好的大有人在，泰云的儿子恐怕是受到了照顾。”

柳田泰山虽然耳濡目染地接受书法熏陶，但家庭的富足、时代的开放等诸多因素，使他像许多年轻人一样希望独立开拓自己的生活。“那时对许多事情认识不清，父亲十分严厉，让我觉得害怕，我甚至一年半载离家不归。”

柳田泰山25岁时，与父亲有过一次认真的长谈，在父亲提出的3条人生道路中，他最终选择了到寺庙剃度修行。正是这次经历，让柳田泰山有了巨大的改变。

“寺院的生活首先是让我能够跪得下来了(日本人写字常用跪着的姿势)，这在之前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。”柳田泰山在日本根来寺一共修行一年零四个月，每天早上起来做功课，敲钟，都是跪着的。寺院的生活让他得以用较为集中的时间继续书法的练习。当自己能一次写完《九成宫醴泉铭》而无一错字时，这个曾被认为“做事情精力不集中”的叛逆青年对自己有了新的认识。柳田泰山因此非常感谢父亲，没有那段寺院生活，也就不会有今天他坚持走书法道路的决心。

1993年，43岁的柳田泰山在日本组织成立泰书会，开办课堂，正式开始了传播书法艺术的职业生涯。柳田泰山还给自己的书法研习定下了一个要用一生时间完成的任务——百寺纳经，即书写100幅佛教经文屏风，赠送给100家寺院。提及此事，柳田泰山表示，自己青年时期与佛教结缘，每日埋头书写经文改变了自己的精神面貌，遂有向寺院敬赠经文的想法。十几年来，柳田泰山已经向40家寺院赠送过经文书法作品，其中包括中国西安的青龙寺。面对远未完成的任务，柳田泰山说，书写这些经文最少还需要15年时间，但书写经文不是机械复制，佛教所谓“随缘”亦是应有的心境，自己要为此勤奋努力。